《餘生：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》

人物誌98028

《餘生：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》

作者

李登輝追蹤作者

出版社

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

2016/02/01

數量

NT. ~~320~~

優惠價： NT. 2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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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最貼近李前總統的書！

李登輝，一個台灣近代史上內外皆知的名字，也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。

1923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地主之家，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富裕的家境而變得養尊處優，反而因為過早的自覺讓他從年少開始便苦於自我的追尋，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掙扎，最終都在他今日回首時，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養分。

今年已年屆93歲的李登輝，2011年底曾接受過大腸癌的手術，出院修養半年之後，便於2012年4月，秉持著「現場主義」的信條，展開了屬於他的環島「生命之旅」，決心用自己的雙腳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，用自己的雙眼好好看看台灣的美好與不足，也用自己的耳朵直接傾聽人民的聲音。2013年，他在旅途中因為身體不適，又動了椎動脈支架置放手術，可是之後他還是造訪了綠島。這樣的堅持背後，是什麼在驅使著他呢？

在本書的後記中，李登輝說：

我在今年1月迎接了91歲的生日，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，但我早就打算為了台灣和人民把接下來的餘生都奉獻給「第二次民主化」，這是我完成自己捨「我」奉「公」這種「我是非我之我」人生哲學的覺悟。

想知道李登輝的「非我之我」哲學是如何演變而來，以及他究竟為何會選擇成為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？又為何會從學者的角色踏上往後的從政之路？其中不喜歡國民黨的他，又為何毅然決然地加入國民黨？最後在國民黨勢力的孤立下，從擔任台北市長、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之位，最後連任兩屆總統。一路走來，李登輝自己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信念在為台灣和人民奮戰呢？

一切的心路歷程都在此書當中。

李登輝

台灣前總統，農業經濟學者。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、拓殖大學榮譽博士。因終戰之故中途從京都帝國大學農學系退學，進入台灣大學農學系，畢業後於台灣大學擔任講師，曾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，擔任過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顧問與台灣大學教授。1971年加入國民黨，1972年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。歷任台北市長、台灣省政府主席，1984年由蔣經國總統指名為副總統，1988年因蔣經國逝世而繼任為總統，1996年當選台灣首屆直選總統，2000年任期屆滿卸下總統職位，2007年榮獲第一屆後藤新平獎。

著有《台灣的主張》（1999年，遠流）、《「武士道」解題》（2004年，前衛）、《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》（2009年，允晨文化）、《新．台灣的主張》（2015年，遠足文化）等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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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國民黨

我加入這個打壓本省人、施行排日教育的國民黨，是一九七一年的事。
台灣農業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變成了嚴重的問題，當時的我自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歸國，是國內外皆知的學者，因此被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所延攬，行政院副院長就相當於日本的副首相一職。
蔣經國想要借助我的學識來復興農業，而當時的台灣農民因為受到政府壓榨，顯得疲弱不振，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，所以我想，無論如何都要重新賦予農民生機不可。
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（勇人）的第一次政權時代，為日本農業帶來了大轉機，台灣也在此時進入了高度成長期。開始工業化後面臨勞動力不足和工資上漲，而短缺的部分並沒有經由收購農地來吸收棄農的勞動力，因為此時還是偏重農業的時代。
為此我率先提出應該廢除現行的以物易物模式，因為當時的台灣農民仍是用收成的穀物去交換肥料，收穫越多時，所能獲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[1]，雖然看似能夠鼓勵農民，但充其量也只是權宜之計，如果是以近代化為目標，就應該以合理的價格來收購農產品，藉此鼓勵農民儲蓄才是。
讓農民用自己的儲蓄來購買肥料，這才是政策不是嗎？蔣經國採納了我這般的建言，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開始實施農產品的收購。
一九七二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（相當於日本的首相一職），為了轉型走向重工業，而開始著手準備稱為「十大建設」的基礎建設，並開始實行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」的計畫，為近代化與農業發展推出政策。
我與蔣經國見過面後，他勸我加入國民黨，但我並不喜歡國民黨，也對政治毫無野心，老實說，心情是五味雜陳。但最後，我還是選擇置身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。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，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：「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」。
不過，在勸我入黨之前，也澈底調查了我過去的活動，大約整整一個星期，警備司令部幾乎每天都招我過去，從早上訊問到深夜，尤其詢問了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事。
當所有訊問結束後，我算是消除了嫌疑時，審訊官說了奇怪的話：「敢用你這樣的人，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！」
之後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，我則被任命為政務委員，也就是日本的國務大臣，此時我才終於了解審訊官的話，因為蔣經國當時就已經決定要任用我，所以這些政權的幹部才會開始調查「李登輝的過去」。

蔣經國學校

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男，因父親離開母親毛福梅而與宋美齡結婚，而憤慨地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十四歲時前往莫斯科，進入培育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（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）就學，好像與鄧小平是同期。
然而因蔣介石而起的上海四一二事件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行程對立，其子蔣經國成為實際上的人質，最後被送往西伯利亞強制勞動，蔣經國的夫人就是在當時助他一臂之力的俄羅斯女性。一九三六年在蔣介石被張學良挾持軟禁的西安事變中，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契機，於是蔣經國從蘇聯回國，與父親和解並加入國民黨。
我常說自己畢業於「六年制的蔣經國學校」，我從蔣經國身上真的學到許多關於政治的事，貼身共事讓我多次感受到他的厲害之處，其中之一就是他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，裁判了自己親戚擔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貪汙，宣判十五年以上的刑期。如果是他的父親蔣介石，應該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。事實上，蔣介石似乎曾說：「經國做過頭了。」但蔣經國對此仍用堅決、毫不猶豫的態度以身作則。
他毫無疑問是一位政治家，與他相比，當時的我只是一介學者而已。我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，蔣經國把我看透了，知道我會為了台灣而拼命提出政策。
身為政務委員，每當要出席外交或交通相關的重要會議前，我都會把問題反覆思考，並事先想好結論再出席會議，然後積極地提出政策。而身為會議主席的蔣經國則是一邊聽著我的提案，最後才做出結論，這個決策過程可說是政治家所該具備能力。
從我的想法和他所下的結論來思考不同之處，讓我獲益良多，究竟他和我的想法有哪裡不同呢？啊，原來如此，我沒有考慮太多政治因素，或者是我沒考慮到人民的事，只想著理論而已，這裡面讓我學到了很多。
我在蔣經國身邊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，雖然由蔣經國擔任主席的會議常常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緊張，但這真可說是我的「政治學校」。我想，我身為理論家與政治家的成長，皆要歸功於自己在「蔣經國學校」的這六年。

從台北市長、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

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三年半，我擔任了台北市長，當時台北市與大阪市為姊妹市，因此我不但視察過大阪市的都市計畫，也關注了神戶市。
當時的神戶市長是宮崎辰雄先生，他雖然以打造PORTOPIA博覽會[2]而聞名，但他實施的其他各項都市政策也都獲得了各界的高度評價。
因為我原本就是農業經濟學者，所以從神戶都市問題研究所出版的《都市經營之理論與實踐》開始，購買所有與都市經營相關的書籍，認真學習。
台灣首次引進電腦設備也是在我台北市長任內，因此，過去負責各種交通相關業務之窗口所無法處理的事項，例如，核發駕照和交通罰金的繳納等，都簡單獲得了解決。
當時汽車的普及正急速發展，交通事故越來越頻繁，但相關事務的處理卻停滯不前，警察也應接不暇而放手不管。
而且政府和民間的道德因為戰後的中國式教育而淪喪，違反交通規則的市民，大多理所當然地拿著罰單去找當地的議員，議員多少都有收受政治獻金，於是便向警方施壓，結果數量太多，有些議員也不得不自掏腰包來繳付罰款，為了填補這些「損失」，議員們便有了收受賄略的藉口而陷入了惡性循環。
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，我把交通違規事件全部交由電腦系統處理，結果如山丘般高的違規罰單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快速清空了。
雖然有很多議員跟我抱怨：「托你的福，讓我們少了一條財路。」不過，也因為如此才能以此為契機，從源頭切斷了社會全體的腐敗、墮落與職務怠惰的惡性循環。
這樣的改革不只是在交通行政方面，更擴及土地登記、房屋建築申請，以及營業許可申請等眾多部門，結果台北市的行政獲得了全面的極大變革。
另外，台北市的立法院選舉也利用電腦系統管理，可立即統計、整理。投票於五點結束後，其他縣市要統計到隔天早上，而台北市只要三個半小時就能發表結果，媒體為此都大感驚訝。
至於亞洲最大供水大壩的建設，只要水壩正常運作，舊能確保台北市在今後的百年間無缺水之虞。我還完成了排水工程，以及處理垃圾的三座焚化爐，因及早著手，所以台北至今都沒有發生垃圾問題。
觀光方面結合農業和觀光業，建立觀光茶園和橘子園，實踐了招攬觀光客的發想。
為了讓上班族和公務員都能在一個小時之內回到家，不但規劃了公車路線，還開拓了特別道路和快捷道路，並製造了低底盤公車，讓一家大小能夠聚在一起共享晚餐。
軟體方面也做了許多的考量，civil minimum就是其中一項，即提供市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，例如交通、教育、環境等等，以市民生活中急需改善的項目來當作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的基礎，進而評估編列預算。
透過市民大會等直接聽取市民的聲音，就算是很小的意見也會接受，然後以學生為主體舉辦音樂節，並把音樂節結合戲劇節來舉辦藝術節，還有設立大型的動物園。
為此我每天都過得非常快樂，市府不但沒有舉債，財政也非常充足。
一九八一年，我帶著市長任內的政績當上了台灣省主席，一面阻止急速自由化的土地買賣，一面培養未來生產力較高的「核心農家」，進行農村改革，之後，於一九八四年就任副總統。
我不知道蔣經國為何會指名我為副總統，但是就我個人的臆測，大概是蔣經國對於我像日本人的部分有所評價，中意我像日本人的地方，像是具備強烈的責任感，不會說謊，也不會阿諛奉承，所以才會採用了既不是國民黨員，也與國民黨沒有瓜葛的我。
基於這點，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尊敬蔣經國先生，因為他會去思考一個性格像日本人的本省人（台灣人），能在什麼地方派上用場，也因為這樣，我才能得到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機會。我想蔣經國先生早就已經考量過，國民黨過去以來的獨裁政治將不會長久吧。
在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時代，於一九八七年解除了戒嚴令，而規範報紙和雜誌報導的「報禁」也獲得了解除，然後因為黨禁的解除，才有現在民主進步黨成立的事實。

[1] 編按：台灣在二次大戰後，從一九五○年開始，施行「肥料換穀」的農業經濟政策，農民要取得政府獨占的化學肥料，就必須用稻穀按官定比例與政府交換。

[2] 編按：這裡的PORTOPIA是指日本神戶市在八○年代所進行的都市計畫，於神戶港內興建名為「Port Island」的人工島，並在完成後於一九八一年成功舉辦「神戶Port Island博覽會」，後來通稱「PORTOPIA’81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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